发布时间： 2024-06-14 14:28:21 | 作者: 最新动态
汪毅文献特藏馆以个人姓名命名，为四川省安岳县图书馆首个馆中馆，也是全国地方志系统第一个由地方志工作者以个人姓名命名的捐赠馆。通过捐赠三年半的实践证明，个人捐赠馆的这种模式和影响，对于县级方志馆（公共文化服务场地）建设不仅仅具备探索意义，而且不乏多元效果。
汪毅文献特藏馆命名依据，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第20条：“公共图书馆可以以捐赠者姓名、名称命名文献信息专藏或者专题活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可以以捐赠者的姓名、名称命名公共图书馆、公共图书馆馆舍或者其他设施。”
汪毅文献特藏馆建筑面积约260平方米，位于安岳县图书馆进大门一层，为读者入馆必经之地，2020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开馆，新华社客户端、网、亚太时报网、搜狐、《四川文艺报》《文史杂志》等近200个媒体对此作报道或评介（其中，新华社客户端浏览量超80万）。2021年8月，经材料初审、专家评审、会议终审、社会公示等程序，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安岳县图书馆馆中馆汪毅文献特藏馆为全省文旅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优秀案例”。在公布的52个优秀案例中，类型多种多样，涉及省市县级图书馆、文化馆，省市级博物馆（院），市县级文旅局，其中汪毅文献特藏馆类型为唯一。
汪毅文献特藏馆强调捐赠内容特色和展陈形式创意，特别是地情文化研究成果的呈现，给公共图书馆注入了新的活力，弥补了公共图书馆地情资料不足和地情研究不足的缺陷。客观上，汪毅文献特藏馆构成了“读、研、展”一体的新格局，赋予了方志馆（地情馆）、文史研究馆、美术馆、博物馆展陈属性，拓展了有一定品质和创意的文化空间，探索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新路子，特别是县级方志馆建设，拓宽了读者的视野，激活了读者的关注兴趣，体现了阅读与观赏并举的视觉效果。
2021年8月，四川省文旅厅公布汪毅文献特藏馆为全省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优秀案例”
汪毅文献特藏馆之所以成为全省文旅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优秀案例”，是因为其特色。具体如下。
1.捐赠数量较大：书籍近5000册，别的资料若干，计逾4吨（大部头书多，含近年来的陆续捐赠）。
2.种类较多：有图书、书画（微刻）作品、信札、手稿、知青史料、图片和影像资料等。图书以地情类和艺术类书籍为主，包括国外版本。其中有刘心武、张贤亮、周克芹等代表性作家和刘小枫、赵声良等有影响学者的签名本300余册，数量相当于成都市图书馆的总和，且签名者范围更宽（国内外的）、影响更大（成都图书馆的签名本，主要为本土作家和艺术家的）。书画作品49幅，作者有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道教协会会长傅圆天（6幅书法），博物馆学家樊建川，画家刘朴、秦天柱、邱笑秋等。微刻作品3个，由安岳籍微刻家赵子仁创作。信札和手稿逾百件，这中间还包括王朝闻、刘心武、戴碧湘、何怀硕、镰田茂雄、山田一真等中外文化名家。重要的是，这批书画作品、信札、手稿、照片、影像、知青史料等均与安岳人文息息相关，有的鲜为人知，具有展示性和观赏性（囿于空间局限，目前书画作品、信札仅展出一部分）。
3.地情书较多：除有关安岳的地情书和资料外，有各类志书数百种近1000册、年鉴逾1000册、地方志理论工具书130余种计160余册、台湾地情资料（《台北文献》《高雄文献》等）180余册。其中，《台北文献》和《高雄文献》为四川公共图书馆仅有。
4.石窟及文学、文史、艺术类书籍较多，计数百种，包括海内外出版物及清、民国版本，构成了“文史大类”展陈和阅读的特色空间。石窟艺术类书籍涉及敦煌、龙门、大足等地，特别是大足的逾30种，较好地满足了安岳与大足文旅融合的资料需求，有助于安岳石刻与别的地方石刻的比较研究和进一步擦亮安岳石刻名片。
5.构建文脉安岳框架。文脉有一邑之独特韵味，是一邑文明底气和精神内核，是地情研究中最扎实的一环，更是一邑历史“活”起来的根基。捐赠者对文脉安岳的解码均为原创性，包括“文脉安岳本身研究成果”“安岳石刻艺术研究成果”“安岳古今人物研究成果”三部分，具有“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抵达多远的未来”的意义，有助于进一步挖掘文脉安岳底蕴，阐释文运昌隆，促进文旅融合，实现石刻申遗，增强一邑“底气”，体现文化自信。成果具体如下。
（1）文脉安岳本身研究成果，有《从志书中谈文脉安岳》《从志书中谈“东普西眉”的比较研究》《“一门三苏”与“一门三汤”的比较研究》专文，计两万余字，均以志书为切入口，体现了文献价值。这些文章除发表于报刊书，“方志四川”人民号等均发布。在中央电视台推出的《中国影像方志·四川安岳》一集中，捐赠者受聘“方志学指导”。其拍摄切入，源自捐赠者从清乾隆彩色安岳舆图开始的建议意见。此建议意见具有普遍意义，影响了四川若干县影像方志的拍摄视角。
（2）石刻研究成果，除捐赠者出版的《中国佛教与安岳石刻艺术》和《安岳石刻艺术》著述计约50万字外，还有在海内外报刊发表的100余篇文章计约30万字。其中有的论文，在“龙门石窟1500周年国际学术会讨论会”“1994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2022石窟寺保护学术研讨会”等学术活动中宣读，为安岳石刻传播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在安岳石刻研究中，捐赠者运用大量志书，其中《志书所见安岳石刻略考》论文近10000字，发表于2018年第4期《中国地方志》，体现了读志用志的方法论意义。
（3）古今人物研究成果（对象为安岳籍人士或与安岳有关），涵盖了对贾岛、陈抟、刘仪凤、汤绍恩、赵子仁、戴碧湘、刘心武等12人的研究。其研究成果类型，有专著、主编书籍、专文、论文、报告文学、散文等。特别是对汤绍恩的研究，借助了大量志书。其研究成果，除著《汤绍恩述评》一书外，在《中国鉴湖》《浙东运河文化名人》《浙江水利文化》《文史杂志》《巴蜀杂志》等报刊发表专文计10余万字。其中，论文《李冰与汤绍恩的比较研究》在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与遗产专委会2022年学术年会上宣读，在《文史杂志》分上下连载，由“方志四川”人民号推出。这些研究汤绍恩的学术成果，已引起安岳县与浙江省绍兴市政府、政协、文史研究馆领导关注，甚至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西南研究中心与绍兴市文化产业研究院从打造文化产业研究学术共同体角度，把汤绍恩作为四川与绍兴两地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纽带。目前，以汤绍恩为桥梁（特别是通过对汤绍恩研究的学术支撑），正在促进安岳县政府与绍兴的深层次地融合交流，体现了地情资料的价值和读志用志服务现实的意义。（2023年9月26日，新华社发表的《“始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习考察浙江纪实”》一文，专门写到习关注汤绍恩主持修建的三江闸）
6.捐赠者著述成果较多，达27种，计数百万字。其形式囊括文学、文献纪录片文本、评传，内容涉及安岳石刻艺术、地方志研究、张大千艺术、张善子艺术、两岸文化（地方志）交流等方面，《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文汇读书报》《中国地方志》等报刊对这些成果有评论90余篇，《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中国地方志》等数十家媒体对此有报道计约200篇（次），仅《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便达5篇。（汪毅率先把安岳卧佛、紫竹观音推向省级、国家级、海外媒体，率先把安岳石刻推向国际学术论坛。曾五次与台湾地方志机构——台北市文献委员会交流，被其称之为“两岸地方志交流第一人”。曾五次谒台湾张大千纪念馆）
汪毅出版的安岳石刻著述和发表的作品（部分）、大风堂著述和发表的作品（部分）
7.捐赠者主编或副主编的报纸期刊书籍成果27种，计2000余万字，涉及地方志的有《四川省志·文物志》《四川省志·广播影视志》《四川省志·妇女工作志》《三星堆图志》《巴蜀史志》《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文献选》等。其中，《三星堆图志》获四川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对所编成果，《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华读书报》等报刊报道逾100篇。
8.馆场地挂有“安岳地情室”牌子。其环境优雅，格调鲜明，分类突出，布局合理，具有审美效应。书法作品有陈抟经典联等，绘画作品有秀石、卧佛、紫竹观音、净瓶观音等，烘托出“文脉普州，书香安岳”氛围。展框、展柜展示分类多元，展线明晰，凸显了地情特色。阅读空间独立，自然采光极佳，置以红木桌凳，舒适程度高。
汪毅文献特藏馆开馆迄今三年半，对展出的捐赠书刊，社会有若干评价，仅选录二三语如下。
诗人、作家曾涵复语：“捐赠图书是一项心灵工程，有着特殊的意义。文化人汪毅先生以爱为名，将自己一生珍贵收藏，价值不菲的书籍和书画作品等慨然赠予安岳县图书馆。这缕如春风吹拂的书香，传递温暖，令人敬重。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知识是飞翔于天空的翅膀。书籍因为传递更多的人阅读翻动而飞翔，知识因为飞翔而流淌。富者赠人以物，文者赠人以书。捐赠天下学识友，尽读人间古今书。捐出一本书，如同种下一棵树，奉献一颗心，收获一片绿荫，托起一分希望。汪毅向自己生活过的安岳捐赠之物，是献出的一笔真诚宝贵的精神财富。安岳县图书馆将其珍藏特设汪毅文献特藏馆，供广大读者共享。书籍有价，情义无价，知识无价。予以书本，手留墨香。爱是永恒的！汪毅先生捐书义举的心语——《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值得传播。”
作家向思宇语：“汪毅先生向自己生活过的安岳县捐赠图书，且数量可观，此乃善举，义举，可圈可点可赞！值得读书人学习、效法。”
诗人湘音无改诗：“汪毅先生品德高，捐书义举美情操。启蒙进步文明续， 尧舜传承薪火烧。”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田旭中诗书：“五千藏品捐安岳，薪火相传热泪朦。文献篇篇说故事，心香缕缕透肠衷。赠人玫瑰心无憾，播种人间世有功。文脉相传千载续，江山不老万年红。”
鉴于汪毅文献特藏馆具有“安岳县地情库”“安岳县文史研究馆”等属性及表达特征，受到读者好评。安岳县委书记刘建华率队前往调研，县长赖才建数次到馆并从馆中借书，以为资政和决策服务。县委宣传部、县人大教科文卫委、县政府办公室、县政协教科卫体委、县文旅局、县文物局、县石窟研究院的同志与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和卧佛院项目开发设计人员，视汪毅文献特藏馆为安岳无法替代的地情资料库，多次前往查阅县情资料特别是安岳石刻文献资料，对赋能安岳县石窟数字景观的文化元素起到非消极作用，凸显了“文脉普州，书香安岳”亮色。2022年4月24日，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在【i阅读】“书香安岳，好学之城”中，推介汪毅文献特藏馆，并称“在各处展区，不少读者驻足而观，纷纷赞叹汪毅捐赠的文化作品数量之大、种类之多、价值之高。”
汪毅文献特藏馆实现了“一花引来百花开”效应。在汪毅文献特藏馆引领和示范下，2021年4月，戴碧湘文献展藏馆、曾志强文献展藏馆在安岳县图书馆开馆。此外，2023年10月，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何郝炬家属向安岳县图书馆批量捐书（已捐200余册）；2023年6月，“苏茂隆安岳石刻艺术馆”在安岳文庙开馆。
汪毅文献特藏馆、戴碧湘文献展藏馆、曾志强文献展藏馆3个馆的集合，开了四川省公共图书馆“馆中馆群”的先河。其形态，在全国公共图书馆系统中寥若晨星，对县级方志馆的建设具有探索意义和传播意义。特别是戴碧湘文献展藏馆的捐赠，从具体联系到捐赠实施，均由戴碧湘夫人周翠翘全权委托汪毅进行。目前，此馆已申报四川省文旅厅全省文旅公共服务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优秀案例”（审批过程中）。
汪毅文献特藏馆具有辐射效应，影响至浙江。2021年10月，浙江省文旅厅厅长褚子育称赞这种形式“深受启发”。浙江省文旅厅原二级巡视员王淼不仅称赞“馆中馆好”，而且参照汪毅文献特藏馆模式，在浙江宁海市图书馆捐赠了“王淼文献特藏馆”。此馆于2023年5月14日开馆，“书香府城——图书馆馆中馆建设”座谈会同日举行。王淼在致汪毅微信中感言：“浙川协作，东西互动，共建共享，四川安岳图书馆的馆中馆——汪毅文献特藏馆经验，在浙江移植，落地开花。浙江帮扶四川，四川的优点和经验，也要向浙江推荐宣传，互帮互学，共同进步，共建共享！”“汪毅文献特藏馆已在浙江开花，特藏馆的模式香飘万里。”
汪毅文献特藏馆与王淼文献特藏馆筑起了川浙文化交流桥梁。2023年6月1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浙江省驻川工作组组长、浙江省文旅厅副厅长王峻从公共文化建设角度率队前来调研。2023年8月26日，“浙川号声”公众号发布《热爱的心，能穿越山海》一文，讲述四川安岳与浙江临海的故事，介绍了安岳汪毅文献特藏馆与临海王淼文献特藏馆，见证了山海（四川与浙江）情深。王峻在朋友圈转发推文时称：“馆馆辉映，因热爱而闪耀的生命与情谊。”
汪毅文献特藏馆作为个案，已逐步影响全国方志界。2023年10月和11月，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分别在浙江绍兴和山东济宁举办全国地方志工作机构新任负责人培训班，国家方志馆馆藏部主任和卫国在《方志馆建设与发展》中，就县级方志馆建设模式，介绍汪毅文献特藏馆。
2023年10月和11月，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分别在浙江绍兴和山东曲阜济宁举办全国地方志工作新任省、市、县级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培训班上，国家方志馆馆藏部主任和卫国在《方志馆建设与与发展》中，就县级方志馆建设模式，介绍汪毅文献特藏馆
2023年8月，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陈建春及资阳市地方志机构负责人一行考察了汪毅文献特藏馆。2023年11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原馆长张在德，馆员舒大刚、何光伦、冯修齐、李兴辉、陈恩美、尹波一行参观了汪毅文献特藏馆，冯修齐当即表示借鉴此方式捐赠馆。
2023年8月25日，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陈建春在安岳县图书馆汪毅文献特藏馆调研（蒲建宇 摄）
2023年11月23日，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参观汪毅文献特藏馆留影（左起：尹波、陈恩美、汪毅、张在德、舒大刚、何光伦、冯修齐）
捐赠“馆中馆”是捐赠者的文化担当、文化创意、文化积累、文化情怀、文化理想、文化格局的集中表达，提升了公共图书馆（方志馆）的文化内涵，注入了新的活力，放大了功效，增加了影响力，呈现出新气象。汪毅文献特藏馆作为安岳县图书馆“馆中馆”的具体实践（包括同在安岳一地引进“戴碧湘文献展藏馆”之案例），证明了“馆中馆”的可行性和实际效果，有助于县级方志馆的多元呈现，有助于县级方志馆建设的提速以及高质量发展，有助于方志馆理论建设。对此，具体思考如下。
其一，对县级方志馆建设的探索意义。在地方志系统、社科院（如历史所、文学所等）、文史研究馆、作协、图书馆、出版社、高校（如历史系、古籍文献所）领域的从业者中，不少人藏富五车，所藏书和研究成果与方志馆的馆藏要求大体吻合，具有在一邑独立捐赠地情馆（方志馆）能力。他们心中有理想的桃花源，自带“光热”能源，具有相当学术（创作）影响，不乏在某专业领域中具有“GPS效应”，如来新夏教授在浙江萧山所捐“来新夏方志馆”。“树高千尺忘不了根”。这些知名人士具有浓郁的桑梓情怀，其数量估算全国不下三千人。若以三分之一的人捐赠馆计，不仅可建1000个县级方志馆（或地情馆，或图书馆馆中馆），而且这些馆藏五彩缤纷，既有捐赠人释放的“温度”，又有捐赠内容（书籍等）呈现的个性化，即完全不同于政府采购书籍的雷同化。据此，既能加速和优化县级方志馆，又使县级方志馆富有特色——属于“哪一个”，进而上升为经验倡导和推广。
就上述领域从业的藏书家中，如以安岳县为例，至少刘心武、王岳川具备这种能力；如以成都为例，至少笔者认识的谭继和、李后强、屈小屈、黄剑华、王嘉陵、舒大刚等学人具备这种能力，甚至有的不乏意愿。他们自身便是优质“能源体”，拥有大量研究成果或作品，系具体研究学科（界别）中的代表，具有影响力、号召力和引领作用。至于修志工作者（包括曾供职和已故的），可列出一长串名单。他们大多经历了第一轮和第二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工作，曾站在学科、学术前沿高地，具有相当影响力。如与他们形成共识，由其引领捐赠，这将突破县级方志馆建设目前都会存在资金不足等方面的瓶颈，为当下语境的文化生活注入新的活力，形成社会建馆态势，再倡华夏文明之风尚。如是，其捐赠既可使捐赠馆内容百花齐放，又可使县级方志馆建设优化和升华。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可以馆为载体，密切捐赠者与当地的互动，包括做讲座、发掘文脉、促进文运昌盛、文化策划、对外交流、招商引资等，构成新型关系“生产力”，为地方社会经济文化服务，实现多赢格局。
其二，破解“藏书忧”难题，实现个人收藏理想的最大化，与馆藏机构互信双赢。在岁月长河中，个人藏书是短暂的，也是封闭的。对于读书和藏书人而言，这些书是藏书人心灵的憩所，既可与之喃喃私语，又可忘却春夏秋冬。以书惠人，手留余香，既显捐赠者的崇高，又是藏书人“舍”的表现。人的生命有终结，作为物态存在的书是生命的种子，可以开花结果于当今，璀璨于后世。
藏书规模化的形成，往往与藏书者的经历、年龄、能力、积累、格局、情愫、胸怀乃至“腹有诗书”和“嗜书瘾君子”有关，甚至藏书过程本身就有一串生动故事。随着年近古稀，藏书的归宿之忧，自然成为藏书者的心结。以捐赠馆的方式回馈桑梓，书香一邑，影响一地，服务社会，既有利于捐赠者学术研究成果转换，又有利于捐赠者“大舍”和“众乐乐”的自我价值实现。由此，笔者颇赞同巴蜀文化研究学者胡传淮在《孙桐生年谱长编》序言中的一段话：“历史因文化而精彩，文化因历史而厚重。一地物质的荣枯盛衰，可以迅猛地潮起潮落；而文化的消长、艺术的兴衰，恐怕就要绵延跌宕、复杂诡谲得多。常常会是这样的情况：一地一时代的文化艺术竟在不期然间系于一人的诚实执着和寂寞坚韧，系于一个群体的一往情深和天真烂漫。一地一个重要文化人物的出现，往往需要数代文化资源的积累；一个重要文化人物，往往会导致一个文化群体的集体成长；一个重要文化人物，不仅会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化走向，还将影响其身后较长时期的文化趋势。”笔者虽达不到这段引言中的高度，但仰止这个高度。
其三，引进捐赠。县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发挥编纂志书的优势，可以征集入志书人物资料的方式，牵头联系或引进具有捐馆能力的本籍在外人士捐赠，并通过政府协调，按方志馆建设的标准和规定，在县级公共图书馆中建“方志馆中馆”（亦可以合作打造），整合资源，以进一步促进县级方志馆建设。这既能体现修志部门的主动参与性，又可以加强地方志机构与本籍在外人士的交流。与此同时，有条件的省、市级方志馆均可引进捐赠，设立捐赠者以个人名义捐赠的馆中馆或捐赠室，以丰富馆藏，提升品质，促进方志馆高质量发展。
盛世修文。2023年6月2日，习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强调“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意义，提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方志馆建设属于方志事业“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范畴，地方志机构可以不拘一格，从实际出发，从特色入手，加大方志馆建设速度，提升方志馆建设质量。
文/图：汪 毅（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副巡视员，一级文学创作，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